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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革命纪实文学 红色山村 吴军雄 第十二章 十二月事变骤起

长篇革命纪实文学

摘要:阎锡山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不以身作则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却勾结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在中国共产党严肃忠告、部属极力反对和蒋介石的牵制下,阎锡山最终未敢降日。

张健民勇斗阎顽
经过一年多的奋力开辟,大宁村的地下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张仲荃、郭维邦抓住一切时机,对有反抗意识、和土豪劣绅势不两立的贫苦农民进行教育引导,当这些人有了一定的阶级觉悟,对共产党有了一定认识,就把他们介绍吸收入党,这样,就使党员数量猛增到八十余人。工农青妇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也得到蓬勃开展,一大批能干人才脱颖而出。在农民动中崭露头角的张仲荃被县委任命为五区分委书记,仍兼管村里党的工作。群众武装斗争更是引人注目,成绩斐然。栗顺兴指挥着自卫队,打跑了无恶不作的土匪,参加了町店大战,又率领游击小组喋血骆驼场,赢得了“爱国志士”的称号,接着又组建起特二连,被村人引以自豪。这一切的一切,使人们非常乐观。
但是,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抗日统一战线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集团,从来就心怀鬼胎。他们惧怕共产党势力坐大,处心积虑要消灭这个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即使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仍顽固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不放,暗地鼓吹什么:“日本人不过是癣疥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其投降倾向日益明显。山西的阎锡山在日军劝降和蒋介石拉拢下也急剧右转。阎锡山是一个极其狡猾的反动军阀和政客。他把山西当成他的私家地盘,把自己当成山西的土皇帝,不容他人染指,对日本人、蒋介石和共产党都防着一手。他以“拥蒋反蒋,联共反共,抗日和日”为生存策略,在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之间大搞政治投机,他把这叫做“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抗战初期,在薄一波等共产党人的劝说和推动下,阎锡山尚能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临汾失陷后,阎锡山集团一片混乱,中国共产党则在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山西燃起了熊熊的救亡之火。牺盟会、决死队、工卫队迅速发展壮大,许多独立的抗日游击队纷纷建立,各县及区村都组织了人民武装自卫队。牺盟会渗透到各级政权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权中的主导力量。这引起了阎锡山顽固势力的恐慌和仇视。三九年三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贯彻国民党降日方针,制定了“不择手段无条件存在”,“狡兔三窟”的政策,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防共第一,抗日第二”,“汪先生走的路不是不可取”,暗示他的部下:“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和盘托出其妄图步汪精卫后尘,进行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把山西划为四个游击区,特设四个省政府行署,
四个集团军司令分任行署主任,晋东南为其第三行署,驻阳城,主任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孙楚到阳城后,组织成立了“联合视察团”,依靠“突击队”、“敌工团”、“精建会”等反动组织,并依靠阎军独立第八旅、国民党十四军、九十三军进行反共摩擦活动,残害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干部,以种种借口刁难县抗日政府,唆使土豪劣绅抗捐抗粮,破坏合理负担政策,摩擦斗争步步升级。
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阎锡山紧步其后,加紧实施降日步骤。十一月底,阎锡山安排在晋东南的代理人孙楚在阳城岩山秘密召开了第三、第五两专署蒋阎两系县级以上党政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各县以国民党书记长为主要负责人,协同当地蒋阎驻军及地方势力,统一于十二月一日开始,对共产党、牺盟会采取行动,以一举摧垮牺盟会和抗日政权。会后,国民党阳城党部书记长孟光恒召集县党部全体人员、三青团骨干、中央军代表、敌工团、精建会一百余人举行秘密会议,具体部署“牺盟会”事变,决定采取一级对一级的办法,即县打县,区打区,村打村,逐级摧毁牺盟会和区村抗日政权。
正是在获知之这一消息后,为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保存革命力量,党的领导机关和八路军、牺盟会才果断决定撤出包括阳城在内的太岳南部地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南大退军”。
这时,整个阳城大地已是风紧云暗,形势异常严峻。随着栗顺兴等骨干秘密撤离,大宁村里一度沉寂的反动地富又嚣张起来。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甚至有人叫嚣阎军一到,要杀光那些敢和他们作对的穷鬼。张仲荃他们从蛛丝马迹中,已嗅出即将生变。以他们有限的认识和眼光,当然弄不清为什么昨天还是好好的一家人,转眼间就要刀兵相向,同室操戈,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局面。到这时候,他们想起了张健民。因为是张健民培养他们入党,把他们引向革命道路。张健民在他们眼中,已是党的化身,智慧的化身,好像什么事情他都有办法来对付。于是,他们或派人或亲自到县城找张健民讨主意。但此时孙楚已在全城戒严,国民党八十三师派兵在各城门站岗,在县城交通要道设卡,盘查过往行人,凡可疑者不是不予放行,就是就地逮捕,他们几次入城,均被阻止。
十二月四日,以阳城《新生报》被砸为标志,阳城事变发生。十二月八日,国民党三十三军团地方工作队,十师,八十三师,八十五师与孙楚指挥的国民党、三青团地方顽固势力向各区村牺盟会和抗日政权全面进行武装袭击。县、区、村敌工团等反动组织全面出动,大肆抓捕、殴打、暗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原五区区长、张健民的入党介绍人王永盛因回家探亲,被村中顽固派发现扭送阎军,不久被杀。大宁村阎特阎春杰,原公道团长何象福等反动分子乘机与顽固势力的进攻遥相呼应,蒙蔽不明真相群众,在村里呼喊反牺盟的口号,并对郭维邦等进行围攻。
面对黑云压城,面对血雨腥风,大宁村党员出现了分化。有的动摇消沉,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有的叛变变节,自动向村里反动势力靠拢。八十多名党员一时云散,支部工作陷入瘫痪,只剩张仲荃等二十余名中坚力量苦撑局面。这时,张仲荃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县政府于十二月九日遭到了国民党八十三师补充团的围攻。他深为张健民的安危担忧,口里不停的念叨:“四弟,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吧,我们太需要你了!”
此时,张健民已身陷囹圄,被关押在八十三师补充团三营的临时监所里。
张健民于三八年八月由五区调任一区分委书记,三九年二月,出任县牺盟会组织部长,三九年八月任县政府第一科民政科长,主理民政财粮。他作风干练,处事果断,更有不畏强暴的硬挺风骨。国民党中央军和阎系顽固势力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一些反动地富在中央军顽军支持下,公开破坏合理负担的推行,常常抗交粮款并到政府闹事。接到群众举报请愿,张健民亲自出面,将煽动富户抗交粮款的次营编村村长上官云、董封编村村长王庆三予以撤职。将当面顽抗的尹家沟富农兼矿主卫建都予以惩处法办,震惊了其它不法地富,使合理负担政策得到推行。
当时,国民党中央在阳城驻扎重兵,仅县城就驻有国民党三个军。我军只有唐支队。直接负责接待驻军的张健民,面对此来彼往的各路军队,为筹措军需粮草和物资供应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对于谁在搞抗日,谁在搞摩擦,谁在忙正事,谁在枉吃饭,均心知肚明。因此,他利用手中的便利条件,首先保证八路军的粮草供应,尔后再兼顾其它。国民党八十三师副官张笑吾,每次到县政府拨粮,总是手中提着皮夹,故意将携带的法币露出来,显示自己财大气粗,并蛮横无理强逼张健民超拔粮食。张健民敷衍说:“粮款有规定,定多少只能给你多少,多了我作不了主”,使其失望而返。一次,张笑吾又到县府超拨粮食,并使出其兵痞无赖手段,蛮横无理地质问:“你们政府对驻军待遇不公,八路军可以赊购粮食,我们中央军现款求购为什么反受限制?”张健民据理力争:“凡抗日军队驻县境者,政府均予以代购军需粮食,而且一视同仁,并无厚此薄彼之意。至于现价、暂欠之别,全国各系部队军饷来源有别,根子在国民政府对不同派别部队的军饷采取不同待遇,地方政府岂能代之受过?”言外之意是指国民党政府对于八路军的军饷粮草不予保障供给。张笑吾拍案使蛮说:“你们政府办事不公,八路军不付现款,反能购到粮,我们现钱交易为什么不给?”张健民抓住他的话中的漏洞指斥道:“什么你们我们?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简直是胡说八道。国难当头,抗日一家。你不遵守蒋委员长训令,竟敢破坏国共合作,如此下去,还有什么团结抗日而言?”张笑吾说:“当兵在外,又没背锅带地,从来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你不给我们粮食,部队怎么维持?”张健民针锋相对地说:“地是人种,粮靠地收。你们中央军这么多,我们只能保证你们必要的供给。你们要购过头粮,老百姓怎么受得了?你想过老百姓的死活没有?”张笑吾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进入十二月,残害牺盟会成员事件频繁发生。张健民为此焦虑不安。九日凌晨,他同县政府科书白尔玉刚刚送走牺盟长治中心区秘书王兴让,突然看到八十三师补充团三营刘副官带领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白尔玉见状,急忙从公安局侧门走脱,避入设在开福寺的唐支队司令部。刘副官从县府大院尾追白尔玉到公安局失去目标,便将刚到任不久的公安局长赵养峰捆起来,然后又押着赵养锋回县府寻找抓捕白尔玉。赵养锋于路出言抗辩,张健民听到争辩声,从办公室走出,训斥刘副官说:“县府乃办公重地,你们为什么荷带枪支,到此逞凶抓人?”刘副官因抓不到白尔玉,又受张健民训斥,顿时恼羞成怒,喝令士兵放开赵养锋,将张健民五花大绑,押至街上,悬吊于县政府与公安局相间的“十凤齐鸣”牌坊上毒打问罪。
刘副官目露凶光地问:“你是牺盟会员吗?”
张健民斩钉截铁的回答:“是的。我胸前佩戴着牺盟会证章,你们看不见?”
刘副官一巴掌甩过去,打得张健民满脸是血。打完又逼问:“你可知罪?”
张健民理直气壮地说:“我有何罪?难道牺盟会抗日救国有罪?我看不抗日,专搞分裂的混蛋才有罪!”
刘副官气急败坏,一拳头把张健民打得甩到大街上,其它士兵一拥而上,拳脚交加,将张健民打得遍体鳞伤。
穷凶极恶的刘副官又令士兵把张健民重新吊起,进行拷问毒打,长达两个多小时。张健民浑身疼痛难忍,几至昏厥,但他宁死不屈,不管敌人如何拷打,始终不开口求饶。
刘副官看张健民不肯就范,令士兵将他押到西关土地庙对面的杨家巷特务连连部禁押起来。
五天之后,一个自称八十三师补充团三营营长陈寰瞻的人,来到关押张健民的堆满灰渣的小屋,一进门就拱手说:“张科长,委屈你了。兄弟近日到军部开会,回来方知刘副官这小子把你抓来关在这里,团长让我来放你出去,请你原谅。”张健民问:“营长先生驾临,谨请告我所犯何罪?”陈寰瞻说:“都是刘副官那小子搞的鬼,我一定禀告上峰按军法查处。”说完命两名士兵将张健民解交县政府传达室。
此时,县政府已被八十三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率两个武装连夺权,李英樵随即被孙楚任命为县长。张健民回到县府后,当即被新任秘书吴砚农带到李英樵面前。
李英樵一见张健民,满脸堆笑迎上来和张健民握手,张健民没理睬,他尴尬地缩回手说:“张科长请坐,你受委屈了。”
张健民不客气的斥问:“你们对我捆绑吊打,又整整关我五天五夜,至今未经审问,究竟本人犯下何罪,请不吝赐教。”
李英樵假惺惺的道歉说:“误会,误会,这完全是误会。”
张健民气愤的说:“什么误会?光天化日之下,你的部下把我吊在当街整整毒打两个多小时,又关押刑讯我几天,难道你不知道吗?”
李英樵忙命人把遍体鳞伤的张健民扶到椅子上坐下,故装糊涂说:“兄弟昨夜刚从上峰回来,确实不知,这都是刘副官那小子搞的,鄙人一定严惩他”。说着又指着身边的八十三师军法处法官说:“这不是,我们军法处的法官在此,一定会依法办理的。”这名法官也装摸作样的点点头。
李英樵怕张健民再说出什么责问的话来,赶忙转移话题,指着桌子上的委任状说:“兄弟昨天回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行署的委任状,让我当这个县的县长。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得从命,我希望你们几位科长都不变动,你还是科长。现在要紧的是把县印交出来好办公。”
李英樵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原来,十二月九日,孙楚指使八十三师补充团进攻阳城抗日县政府时,县牺盟特派员魏永生立即派两名公安警士将县府印信送往中庄,交给县长陈发贵。李英樵武装夺取县府后,手中无有印信,无法行使公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迫不得己,他才把在他暗中指使下毒打关押的张健民请回县府,一方面想通过张健民找回县印,一方面欲拉拢张健民为他所用。
张健民一眼就看穿了李英樵的用心,他淡淡的回绝说:“县印何在本人确实不知,局面乱成这样就更加无从寻找。至于让我留任科长嘛,我看也无必要。李先生既是奉命主持县政,自有贤能相助。本人年轻识浅,除一腔抗日报国热情别无他长。况我这几天遭乱兵悬首吊打,当街示众,又被拘禁押闭,以致冻饿成病,恕难奉陪。”
李英樵说:“你不要再谦让了,我早就听说你才华出众,办事干练,兄弟我就认准了你。你现在先别忙着推辞,回去好好想一想,去留与否,过几天再告诉我。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免受那些大兵骚扰,从今天起,专门派人为你站岗,你就放心睡大觉吧。”李英樵的鬼主意是即使对张健民拉拢不成,也绝对不能放了他,而是把他软禁起来。
张健民暗暗在寻找脱逃的机会。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县党部、精建会等顽固派在南大河组织举行“欢迎李县长莅新”和“要求政府惩办牺盟首要分子”大会。县府多数人前去开会,张健民感到这是摆脱敌人魔掌的大好时机。正好县府一位传达前来告诉健民:“你的同学刘慕云从秋林来看你。他以为你去开会,留话说让你到西门里白家找他。”
健民心里一阵窃喜。他向门外一看,巷口站着两道岗哨。他强自镇定自己的情绪,装作在院内闲走散步,慢慢踱到岗哨前。士兵们都知道健民是被县长请回县府的科长,并未对他非难阻拦,还向他行持枪礼,健民按着狂跳的心,沉着地还了个举手礼,安然步出政府大院。等他走到北城墙一个缺口处时,四下看看无人注意,就纵身一跃,跳下城墙,沿着城后胡同跑出城外,朝着他的家乡芦苇河方向疾奔而去。

第十三章 辗转回环奔波寻亲

澳门皇冠金沙网站 1阎锡山

冲风冒雪孤雁归群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11月初,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军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日本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急切希望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阎锡山正是他们理想的猎物之一。

郭峪,是一个地处偏远、风景秀丽的寨子,四周设有坚固的寨墙。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十二月事变前,晋豫地委为防不测,已转移至郭峪隐蔽。十三日下午,地委书记聂真派交通员秘密进城,通知县委书记胡晓琴立即到郭峪开会。因阎系顽固派当时的主要矛头是对准牺盟会和县区村抗日政权,尚未敢与八路军翻脸,对八路军人员还不敢太过为难。胡晓琴察知此情,与其它四名同志化装成八路军赶赴郭峪。地委领导聂真、薛迅同胡晓琴连夜研究,决定凡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马上撤离县城,并指示胡晓琴回城落实。次日上午,正待返城传达地委指示的胡晓琴刚出郭峪村,遇到从县城赶回郭峪的地委交通员,得知城内已发生政变。胡晓琴随即派人回城,秘密通知省牺盟特派员魏永生、抗日自卫队大队长胡正六等人,设法将抗日机关的所有人员一律转移到郭峪村。魏永生等人接到县委指示后,立即向各方秘密进行传达,并派人分头到各区通知。十五日,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和各群众抗日团体的工作人员陆续转移到郭峪。

阎锡山在中华民国史上是一位军政要人,在华北是独一无二的、有政权、有兵权的显赫人物,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

在国民党八十三师补充团进攻县府时,县长陈发贵刚从长治返回中庄,接到牺盟会特派员魏永生派公安警士送来的县府印信,陈发贵深感事态严重,认为非有武装不能坚持县府工作,遂将县印交给二区区长李德源,并交付了公文办理事宜后,立即再返长治五专署请调部队。五专署即派决死三纵队七总队入阳,保护抗日机关。

1939年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工作的代号称为“伯工作”,由华北派遣军和山西派遣军共同负责。日本天皇亲自批准了这一项工作。日本政府和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山西派遣军司令以及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筱都把诱降阎锡山的工作放在首位。

张健民从县城脱险后,一路蛇行鼠伏,于当晚回到大宁村中,进门见仅妻子一人,且面色灰暗,满脸悲怆,急问何故。妻哽咽告知,刚过满月的幼子因患猩红热,医治无效而死亡。张健民深感悲痛,除好言安慰妻子外,别无他法。过了一会儿,已转入地下的村党支部书记张仲荃又到家打问情况,一见张健民安全归来,惊喜得扑上去与他紧紧拥抱。

“存在就是真理”是阎锡山的信条。为了存在和发展,保住“华北王”的地位,他认敌为友,联日反共。

张仲荃眼含泪花说:“四弟,我一天几次到家打问你的情况,弟妹都说你没有回来,真把我急死了。”

阎锡山是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封疆大吏,握有很大权力,为什么要丧失民族气节,走投靠日寇的道路?对此,他于1940年11月委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军密谈前作了如下表白:

张健民说:“我被顽军抓捕关押,趁他们开会松懈之际才跳墙逃出。”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的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惟一的出路。日本人想依靠咱们,这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第二战区长官部机要处副处长)跟他到太原和象乾(即苏体仁,伪山西省省长)、西樵(即梁上椿,山西省公署参议)他们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到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到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们迁就他们,后一句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求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张仲荃说:“咱村现在也乱成一锅粥。自卫队解散了,公道团、防共保卫团又回到原样。那些狗财主现在又嚣张起来,郭维邦的党员身份虽没暴露,但处境已是十分困难。栗顺兴、李凤岐和部分特二连战士,已随唐支队撤走。其它党员有的被吓破了胆,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有的干脆变了心,和那些坏种混到一起。这可该怎么办哪!”

从以上阎锡山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可以断定:

张健民说:“金保哥,你不要悲观,局面恶化只是暂时的。这一段大伙要收敛锋芒,当时局好转,咱们还是要大干的。我相信共产党是不会被压垮的。你们一定要暗地做好群众的工作,把大家团结在党支部周围,控制好村里的局势,决不能让那些地富得势翻天。维邦那边,你告诉他要稳住,敌人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的村长又是阎锡山明文委任的。让他适当灵活一些,不要轻易放弃村长职位。”

解密阎龙池与日寇的陆次洽降密谈澳门皇冠金沙网站。一、阎锡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孤立。他于1939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山西新军、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独裁统治。但事与愿违。经过和决死队等新军部队一个半月的较量,他除去从决死三纵队瓦解了七、八、九三个团,并使其他纵队一些零星的旧军官等少数人叛逃外,其他却一无所获。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大部还是被中央军所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亲日妥协的丑恶面目。他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军、十九军、独八旅,尤其是骑一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弃官抛印投靠了蒋介石,赵瑞、杨诚等被俘后摇身一变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也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不仅在粮饷、军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派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兴风作浪,名为支持,实为蚕食。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张仲荃说:“我一定会按照四弟的要求,把住村里的大局。否则,让那些坏蛋得了势,就没有咱们的活头了。”

二、不惜民族气节,要“联日”求存。虽然他已感到“处境很不好”,但他却不愿回心转意,真心实意地和代表抗战、团结、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新军合作抗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族复兴。而且更怕共产党夺取他的天下,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同时,亦不甘心受蒋介石“处处歧视”、“事事为难”的抑制,甚至还怕蒋介石真的和日本政府“和谈”成功而落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下场。为了“存在”,阎锡山不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丧失民族气节,以反共为筹码,“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只要能存在,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他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骗得日本的信任都行。只有这样才能凭借实力随时应变,亦即随时可以适时应势而“存在”而“发展”。只要能“存在就是真理”,哪管什么国家尊严、民族气节。

张健民说:“只要金保兄明白这个利害,我就放心了。”

三、阎锡山派代表和日军的使节互访、洽谈的真实意图是想暗中借助日军的力量灭共拒蒋,而不是要把他的军政大权都被日军操纵做傀儡。他所谓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句话的谈判原则,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内政自理”这一条。但他未免有点太天真了。虽然他坚持不像汪精卫一样去公开当汉奸,但他却充当了暗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精卫之类的角色,与日军互不侵犯、联日反共,本身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一种严重的叛国行为。虽然汉奸的名分还尚不完全具备,但已有汉奸之实的事实却是无法推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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